目的  基于中国透析预后与实践模式研究(Dialysis Outcomes and Practice Patterns Study，DOPPS)7期医师调查问卷数据，分析北京、广州、上海等43家透析中心对慢性肾脏病矿物质和骨代谢异常(chronic kidney disease-mineral and bone disorder，CKD-MBD)及肾性贫血的治疗现状。 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收集2018—2022年DOPPS 7期研究基线期医师调查问卷数据，分析CKD-MBD(磷结合剂使用、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管理)及肾性贫血[红细胞生成素刺激剂(erythropoiesis-stimulating agents,ESA)、铁剂治疗]等临床实践的专家观点及相关指标。 结果 共回收有效问卷43份，其中32份(74.4%)为医疗主任/内科主任医师填写，11份(25.6%)为非主任医师的肾科医师填写。降磷药物方面：67.4%的肾科医生赞同将司维拉姆作为长期一线治疗方案，含钙磷结合剂仍广泛使用(60.5%作为一线方案)。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secondary hyperparathyroidism，SHPT)治疗方面：93.0%的医师在血清全段甲状旁腺激素(intact parathyroid hormone,iPTH)≤350 pg/ml时启动维生素D治疗，92.7%(38/41)首选口服给药途径。肾性贫血治疗方面：62.8%的医师认同以血红蛋白(hemoglobin，Hb)＜100 g/L为启动ESA治疗的阈值，85.7%的医师以血清铁蛋白(serum ferritin，SF)≤300 ng/ml为启动铁剂治疗的阈值，48.8%的医师以SF≥500 ng/ml为停药阈值。 结论 中国一线城市透析中心在CKD-MBD及肾性贫血治疗中仍存在改进空间。虽然非含钙磷结合剂是主要的一线降磷方案，但含钙磷结合剂仍广泛使用，维生素D给药途径及铁剂治疗时机与当前指南存在偏离。需要规范化实践缩小与指南的差距。

目的 探讨心房颤动对血液透析患者死亡的影响。 方法 收集2019年9月—2022年8月在北京朝阳医院肾内科透析室行血液透析的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是否存在心房颤动将患者分为2组，随访至2024年9月，记录治疗及并发症情况、转归情况，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及landmard分析组间生存率，采用COX回归分析心房颤动对患者预后的影响。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172例患者，其中心房颤动组37例(21.5%)，中位随访时间61(32，61)月。心房颤动组患者心脑血管并发症比例高于非心房颤动组(78.4%比51.9%，χ2=8.365，P=0.005)。随访期间共死亡46例，36个月内心房颤动组与非心房颤动组间全因死亡率及心血管死亡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 =1.436，P=0.231；χ2 =0.580，P=0.446)，36个月后心房颤动组全因死亡率、心血管死亡率高于非心房颤动组患者(χ2 =5.908，P=0.015；χ2 =3.951，P=0.047)。单因素COX回归分析提示心房颤动是血液透析患者全因死亡(HR=2.984，95%CI：1.178～7.562，P=0.021)和心血管死亡(HR=3.127，95%CI：1.954～10.249，P=0.041)的影响因素。 结论 血液透析患者心房颤动患病率高，临床应给予重视，需进一步行相关研究为血液透析患者心房颤动的治疗指南提供临床依据。

目的  探讨碘总量(gram-iodine,g-I)与绝对肾小球滤过率(absolute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GFRABS)比值(g-I/GFRABS)对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患者发生对比剂诱导的急性肾损伤(contrast medium-induced acute kidney injury,CI-AKI)的预测价值。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选取2023年1月─3月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静脉注射对比剂检查的CKD患者，收集其临床资料并计算g-I/GFRABS。根据检查后7 d内是否发生CI-AKI将患者分为CI-AKI组与非CI-AKI组。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法分析CI-AKI的独立危险因素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相关比值对CI-AKI的预测效能。 结果  共纳入221例CKD患者，其中CI-AKI组28例，非CI-AKI组193例。与非CI-AKI组相比，CI-AKI组基线血清肌酐、尿素氮、尿酸水平及对比剂体积(contrast medium volume,CMV)与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eGFR)比值(CMV/eGFR)、g-I/GFRABS、g-I/eGFR均显著升高(t=-4.212、-4.028、-2.984、-3.821、-4.816、     -3.709，P＜0.001、＜0.001、0.003、＜0.001、＜0.001、＜0.001)。而eGFR、GFRABS、血红蛋白、红细胞比容水平均显著降低(t=5.644、5.233、2.826、2.966，P＜0.001、＜0.001、0.005、0.003)。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高CMV/eGFR(OR=4.574、95%CI：2.197～9.520、P＜0.001)、高g-I/GFRABS(OR=23.671、95%CI：3.287～170.449、P=0.002)、高g-I/eGFR(OR=22.345、95%CI：4.617～108.134、P＜0.001)是CKD患者发生CI-AKI的独立危险因素，而基线血清肌酐、尿素氮、尿酸的影响因模型不同而异。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显示g-I/GFRABS预测CI-AKI发生的曲线下面积为0.781(95% CI：0.668～0.893)，最佳截断值为0.926，敏感度为60.7%，特异度为96.4%。 结论  g-I/GFRABS是CKD患者发生CI-AKI的独立危险因素，可作为识别高危人群的参考指标。

目的 分析老年维持性血液透析(maintenance hemodialysis，MHD)患者铁代谢水平与衰弱的关系，并评估其对衰弱的诊断价值。 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130例老年(年龄≥60周岁)MHD患者，收集临床资料及生化指标，采用衰弱症状评分表进行评分，分为非衰弱组(57例)与衰弱组(73例)，比较2组差异，并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衰弱的危险因素，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评估诊断效能。 结果 与非衰弱组相比，衰弱组患者的血红蛋白、白蛋白、尿酸及转铁蛋白饱和度(transferrin saturation,TSAT)水平更低(t=1.997、2.214、2.455、4.271，P=0.048、0.029、0.015、＜0.001)，血清铁蛋白(serum ferritin,SF)水平更高(t=-3.244，P=0.002)。多因素Logistic回归显示：SF(OR=1.004，95%CI：1.001～1.007，P=0.009)与TSAT(OR=0.846，95%CI：0.777～0.922，P＜0.001)为衰弱的独立危险因素。ROC曲线分析显示TSAT的AUC为0.747(95%CI：0.663～0.819)，SF为0.631(95%CI：0.542～0.714)。SF临界值为495.5 ng/ml，TSAT临界值为21.7%，二者联合可提高诊断效能[AUC为0.794(95%CI：0.710～0.860)]。 结论 铁代谢水平是老年MHD患者衰弱的影响因素，SF和TSAT联合的回归模型能够提高对衰弱的诊断效能，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 探讨早期血钾水平联合超敏C反应蛋白与白蛋白比值(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 to albumin ratio,CAR)对持续不卧床腹膜透析(continuous ambulatory peritoneal dialysis,CAPD)患者全因死亡风险的预测价值。 方法 采用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收集2016年1月—2024年1月于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徐州市立医院腹膜透析中心置管的CAPD患者资料。定义早期血钾为进入腹膜透析前3个月血钾的平均值，根据血钾水平分组：低钾组(血钾＜3.5 mmol/L)、正常血钾组(3.5≤血钾≤5.5 mmol/L)和高钾组(血钾＞5.5 mmol/L)，比较各组患者的一般情况及实验室指标。使用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患者全因死亡的相关因素，采用限制性立方样条(restricted cubic spline,RCS)分析早期血钾及CAR水平与全因死亡的关系，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评估早期血钾联合CAR对全因死亡的预测价值。 结果 共纳入462例CAPD患者，其中低钾组93例(20.1%)、正常血钾组345例(74.7%)、高钾组24例(5.2%)。回顾性随访中位时间为40.0(22.0,63.0)个月，死亡96例(20.8%)。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年龄(HR=1.059,95%CI:1.037～1.082,P＜0.001)、血红蛋白(HR=0.987,95%CI:0.974～1.000,P=0.046)、血钾(HR=0.718,95%CI:0.523～0.985,P=0.040)、CAR(HR=2.867,95%CI:1.742～4.720,P＜0.001)均是CAPD患者全因死亡的影响因素。RCS分析表明早期血钾水平与患者全因死亡风险呈“U”型关联，风险最低时血钾为4.397 mmol/L；CAR与全因死亡风险呈“L”型关联，其最佳截断值为0.323 mg/g。血钾联合CAR分析显示：低钾高CAR组(HR=2.361,95%CI:1.214～4.591,P=0.011)、低钾低CAR组(HR=1.808,95%CI:1.059～3.085,P=0.030)及高钾高CAR组(HR=3.191,95% CI:1.149～8.465,P=0.026)患者死亡风险显著上升。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显示血钾联合CAR对全因死亡的预测价值(AUC=0.737,95%CI:0.678～0.797,P＜0.001)优于单一血钾(AUC=0.694,95%CI:0.626～0.761,P＜0.001)或CAR(AUC=0.709,95%CI:0.654～0.765,P＜0.001)。 结论 早期血钾、CAR水平是CAPD患者全因死亡的影响因素，血钾联合CAR可进一步提高对患者死亡风险的预测价值。

探讨血浆C末端聚集蛋白片段(C-terminal agrin fragment，CAF)、肌肉生长抑制素(myostatin，MSTN)与老年糖尿病肾脏疾病(diabetic kidney disease，DKD)维持性血液透析(maintenance hemodialysis，MHD)患者并发肌少症的关系。 方法 选取2021年1月—2025年3月在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肾病内科接受MHD的老年(年龄≥60岁)DKD患者(DKD-MHD组)，另选取同期收治的老年非透析DKD患者为对照组，分析DKD-MHD患者并发肌少症的因素及血浆CAF、MSTN水平的预测效能。 结果  共纳入410例患者，其中DKD-MHD组210例，对照组200例。与对照组[42.57(22.34,52.16)pg/ml、60.03(29.77,83.79)ng/ml]比较，DKD-MHD组血浆CAF[96.37(58.99,135.08)pg/ml]、MSTN[145.43(100.19,259.30)ng/ml]水平升高(Z＝-13.039、-13.224，均P＜0.001)。年龄增加(OR=1.412，95%CI：1.171～1.703，P＜0.001)、CAF升高(OR=1.059，95% CI：1.034～1.084，P＜0.001)、MSTN升高(OR=1.027，95% CI：1.017～1.038，P＜0.001)为老年DKD-MHD患者并发肌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体质量指数增加(OR=0.736，95% CI：0.567～0.954，P=0.021)为独立保护因素。血浆CAF、MSTN水平及二者联合预测老年DKD-MHD患者并发肌少症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39、0.843、0.930，二者联合检测优于单独预测效能(Z=3.692、3.434，均P＜0.001)。 结论  血浆CAF、MSTN水平升高为老年DKD-MHD患者并发肌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与肌少症参数相关，且血浆CAF、MSTN水平联合预测并发肌少症的效能较高。

目的  观察心脏再同步化治疗(cardiac resynchronization therapy,CRT)在维持性血液透析(maintenance hemodialysis,MHD)合并晚期心力衰竭(heart failure，HF)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采用前瞻性观察性研究方法，选择2021年1月—2022年6月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收治的符合CRT适应证的MHD合并晚期HF患者。观察患者手术后心功能、心电图、超声心动图等变化，记录不良事件发生情况。 结果  共纳入4例患者，其中男性2例，女性2例，平均年龄(62.3±7.9)岁，透析龄76.2(27.3，179.0)月，平均随访时间(19.7±9.9)月。随访结果显示：与手术前相比，患者QRS波时限由(183.3±26.3)ms缩短至(150.0±13.0)ms，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由(70.3±10.3)mm降至(64.0±11.1)mm，左心室收缩末期内径由(57.8±13.2)mm降至(48.8±15.7)mm，E/e′由(27.5±9.9)降至(20.6±6.5)，氨基末端脑利钠肽前体(N-terminal pro 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NT-proBNP)中位水平由167 459.5(59 645.8，231 789.0)ng/ml降至81 773.0(26 151.3，134 313.0)ng/ml；降幅分别为18.2%、9.0%、15.6%、25.1%和51.2%。左心室射血分数由(32.8±7.4)%提高至(42.3±15.3)%，增幅为30.0%。纽约心脏病学会NYHA心功能分级，2例患者改善至NYHAⅠ级，2例改善至NYHAⅡ级。4例患者手术前均无法完成6 min步行试验，其中3例在手术后1年平均步行距离达(328.3±138.2)m。1例患者手术后发生菌血症。 结论  CRT可能有助于改善MHD合并晚期HF患者的心功能，并具有一定改善生活质量的潜力，其在特定人群中的短期安全性尚可接受，但对患者远期预后的影响未来仍需大样本研究进一步验证。

目的 探讨维持性血液透析(maintenance hemodialysis,MHD)患者发生透析中低血压(intradialytic hypotension,IDH)的独立相关因素，并分析IDH对MHD患者3年全因死亡风险的影响。 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2021年10月─12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血液净化中心的MHD患者191例。依据是否发生IDH分为IDH组(n=50)和非IDH组(n=141)。收集患者临床资料，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识别IDH的独立相关因素。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并应用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IDH与生存预后的关系。 结果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透析前收缩压(OR=0.958，95%CI：0.936～0.981，P＜0.001)、透析前肌酐(OR=0.998，95%CI：0.997～1.000，P=0.037)及白蛋白(OR=0.769，95%CI：0.652～0.907，P=0.002)是MHD患者发生IDH的独立相关因素。生存分析显示，IDH组患者3年累积生存率低于非IDH组(χ²=9.450,P=0.003)。为进一步明确IDH与死亡的独立关联，多因素COX回归在校正年龄、血红蛋白、白蛋白、透析前肌酐、糖尿病史及超滤量后，显示IDH并非患者3年全因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HR=1.423，95% CI:0.771～2.626，P=0.259)。在校正后的模型中，年龄是死亡的危险因素(HR =1.088，P＜0.001)，血红蛋白是其保护因素(HR=0.971，P=0.015)。 结论 较低的透析前收缩压、白蛋白及透析前肌酐水平是MHD患者发生IDH的独立相关因素。IDH与患者生存率降低显著相关，但其主要反映患者的基础衰弱状态，而非导致死亡的独立风险因素。

目的  探讨病原体宏基因二代测序(metagenomic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mNGS)在抗生素暴露的腹膜透析(peritoneal dialysis，PD)相关腹膜炎患者中的病原学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年6月─2024年5月在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就诊并同时留取PD流出液标本行病原体mNGS和微生物培养的PD相关腹膜炎患者的临床资料，将患者分为2周内使用抗生素组和未使用抗生素组，比较2组mNGS与微生物培养的病原体检出情况。 结果  共69例符合条件的患者进入本研究，25例有抗生素使用史。有抗生素使用史患者的微生物培养阳性率低于未使用抗生素组(χ2=20.707，P＜0.001)，mNGS阳性率未受影响(χ2=0.000，P=1.000)。根据标本留取前抗生素使用时间，将患者分为3组：使用时间≤1 d组(n=5)、2～7 d组(n=14)和≥8 d组(n=6)，3组患者PD流出液mNGS阳性率无统计学差异(χ2=1.182，P=1.000)，而微生物培养的阳性率随抗生素暴露时间延长逐渐下降(χ2=7.123，P=0.025)。在2种检测方法均阳性的47例患者中，44例(93.6%)患者mNGS和培养结果完全一致(28例)或部分一致(16例)。 结论  对于既往接受过抗生素治疗的PD相关腹膜炎患者mNGS可以显著提高病原体检出率，并与微生物培养检出的病原体有较好的一致性，有望在PD相关腹膜炎的病原学诊断和治疗指导中发挥作用。

目的  探讨维持性血液透析(maintenance hemodialysis，MHD)患者血清骨保护素(osteoprotegerin，OPG)、血清和糖皮质激素诱导蛋白激酶3(serum and glucocorticoid inducible kinase 3，SGK3)、溶质载体家族7成员11(solute carrier family 7 member 11，SLC7A11)水平与营养不良-炎症-动脉粥样硬化综合征(malnutrition-inflammation-atherosclerosis syndrome，MIAS)的关系及三者联合检测价值。 方法  选取2022年6月─2024年6月荆门市人民医院收治的MHD患者172例，将患者分为MIAS组(55例)、非MIAS组(117例)。应用Lasso回归分析、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进行分析。 结果 Lasso分析共筛选出高敏C反应蛋白(high-sensitivity C reactive protein，hs-CRP)、内膜中层厚度(intimal-medial thickness，IMT)、OPG、SGK3、SLC7A11为MIAS的预测因子。IMT(OR=2.951，95%CI：1.179～7.385，P=0.021)、OPG(OR=3.272，95%CI：1.339～7.998，P=0.009)、SGK3(OR=3.189，95%CI：1.362～7.466，P=0.008)是MHD患者并发的MIAS的危险因素，SLC7A11(OR=0.294，95%CI：0.122～0.706，P=0.006)是保护因素。血清OPG、SGK3、SLC7A11单独及联合预测MHD患者并发的MIAS的AUC为0.839、0.822、0.806、0.940，联合效能较优于较单独检测(Z=4.088、3.558、3.947，均P＜0.001)。 结论  MHD并发MIAS患者血清OPG、SGK3水平升高，SLC7A11水平下降，三者联合检测或可作为预测MHD患者发生MIAS的血清指标。

目的 探究维持性血液透析(maintenance Hemodialysis，MHD)患者发生频发性透析中低血压(intradialytic Hypotension，IDH)的危险因素，比较Logistic回归模型与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ANN)模型的预测效能。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2年1月─2024年6月232例MHD患者临床资料，按7:3随机分为训练集(n=162)和测试集(n=70)。依据IDH发生率是否≥20%，将训练集患者分为频发IDH组(n=43)和非频发IDH组(n=119)。采用单因素分析比较组间差异，多因素Logistic回归和ANN模型分析危险因素，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评估模型效能。 结果 频发IDH组年龄(t=4.486，P＜0.001)、透析龄(t=4.813，P＜0.001)、平均超滤量(ultrafiltration volume，UFV)(t=4.802，P＜0.001)及UFV与干体质量比值(UFV to weight ratio，UFV/W)(t=6.218，P＜0.001)均高于非频发组，而高密度脂蛋白(t=4.389，P＜0.001)和血红蛋白(t=4.253，P＜0.001)较低。Logistic回归显示：透析龄(OR=1.031，95%CI:1.002～1.061,P=0.033)、平均UFV(OR=3.865，95%CI:1.498～9.974，P=0.005)、平均UFV/W(OR=2.355，95%CI:1.582～3.506，P＜0.001)是患者频发IDH危险因素，血红蛋白(OR=0.956,95%CI:0.932～0.981,P＜0.001)和高密度脂蛋白(OR=0.120，95%CI:0.022～0.475，P=0.004)是保护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AUC为0.906，ANN模型AUC为0.907，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0.238，P=0.812)。测试集验证结果稳健(Logistic AUC=0.892，ANN AUC=0.885，Z=0.152，P=0.879)。 结论 透析龄、超滤负荷(UFV/W＞3.5%)是频发IDH的危险因素，血红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是保护因素。Logistic与ANN模型预测效能相当，前者解释性强，后者能捕捉复杂非线性关系。

目的 探讨抗肿瘤药物相关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的危险因素，并建立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预测模型。 方法 选取2015年1月1日—2023年8月1日在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确诊的恶性肿瘤患者，根据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Kidney Disease:Improving Global Outcomes，KDIGO)临床实践指南标准分为AKI组和非AKI组。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抗肿瘤药物相关AKI的独立危险因素，并构建决策树、随机森林等机器学习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等指标评估模型性能。 结果 共纳入272例患者，其中AKI组89例，非AKI组183例。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正常(OR=0.533,95%CI：0.295～0.964，P=0.037)、曾接受放疗(OR=0.369,95%CI：0.147～0.922，P=0.033)或手术的患者(OR=0.142,95%CI：0.065～0.311，P＜0.001)AKI发生风险较低；呼吸系统肿瘤(OR=2.162，95%CI：1.172～3.991，P=0.014)、顺铂治疗(OR=2.135，95%CI：1.178～3.869，P=0.012)和非铂类化疗药物(OR=9.247，95%CI：4.271～20.017，P＜0.001)为独立危险因素。决策树模型AUC=0.660，LASSO回归模型AUC=0.864，神经网络模型AUC=0.833，随机森林模型在所有模型中表现最优，AUC为0.870，召回率为0.919。 结论 基于随机森林算法建立的AI模型可早期识别抗肿瘤药物相关AKI的高危患者，为临床干预提供决策支持。

目的 探讨组蛋白甲基化酶同源序列增强子2(enhancer of zeste homolog 2,EZH2)通过调控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xtracellular signal-regulated kinase,ERK)/低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α,HIF-1α)信号通路在腹膜透析相关腹膜纤维化中的作用。 方法 细胞实验：人腹膜间皮细胞分为对照组、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组及靶向EZH2的小干扰RNA(short interfering RNAtargeting EZH2,siEZH2)组。动物实验：小鼠腹膜纤维化模型分为对照组、模型组及模型+EZH2敲降组。qPCR和Western Blot检测EZH2、ERK、HIF-1α、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ooth muscle actin,α-SMA)、基质金属蛋白酶2(matrix metallo proteinase,MMP2)、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及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1,MCP-1)的表达；HE与Masson染色观察腹膜病变。 结果 细胞实验：TGF-β诱导细胞向成纤维细胞转化，siEZH2干预后减弱。与对照组比较，TGF-β组EZH2(mRNA:t=4.473,P=0.001； 蛋白:t=22.39,P＜0.001)、HIF-1α(t=5.873,P=0.004；t=3.763,P=0.019)、α-SMA(t=20.71,P＜0.001；t=4.587,P=0.010)、MMP2(t=47.500,P＜0.001；t=3.994,P=0.016)及p-ERK(蛋白:t=3.355,P=0.028)均升高，IL-6、MCP-1亦上调(均P＜0.05)。与TGF-β组比较，TGF-β+siEZH2组上述指标均降低：EZH2(mRNA:t=32.430,P＜0.001； 蛋白:t=4.886,P=0.008)、HIF-1α(t=6.732,P=0.003；t=0.019,P=0.001)、α-SMA(t=25.760,P＜0.001；t=2.809,P=0.048)、MMP2(t=45.30,P＜0.001；t=3.119,P=0.035)、p-ERK(蛋白:t=2.851,P=0.046)，IL-6、MCP-1亦下调(均P＜0.05)。动物实验：模型组腹膜间皮层增厚、纤维化及炎症浸润，EZH2敲降组改善。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EZH2(mRNA:t=12.340,P＜0.001；蛋白:t=93.560,P＜0.001)、HIF-1α(t=3.891,P=0.017；t=35.250,P＜0.001)、α-SMA(t=17.540,P＜0.001；t=15.020,P＜0.001)、MMP2(t=47.330,P＜0.001；t=61.120,P＜0.001)及p-ERK蛋白(t=102.800,P＜0.001)均升高。与模型组比较，EZH2敲降组上述指标均降低：EZH2(mRNA:t=3.313,P=0.029； 蛋白:t=29.040,P＜0.001)、HIF-1α(t=3.928,P=0.017；t=38.520,P＜0.001)、α-SMA(t=6.617,P=0.002；t=5.570,P=0.005)、MMP2(t=5.406,P=0.005；t=10.150,P＜0.001)、p-ERK(蛋白:t=59.460,P＜0.001)。ERK mRNA无组间差异(P＞0.05)。 结论 EZH2通过激活ERK/HIF-1α通路促进腹膜纤维化，上调HIF-1α、α-SMA、MMP2及炎症因子；敲降EZH2可抑制该通路减轻纤维化。靶向EZH2/ERK/HIF-1α通路或为治疗新策略。

血液透析患者常伴发睡眠障碍，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和临床预后。近年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群可通过“肠-脑轴”参与睡眠调节，而维持性血液透析(maintenance hemodialysis,MHD)患者更易出现肠道微生物群失调，进而通过代谢、神经内分泌等途径影响睡眠。本文对MHD患者睡眠障碍的流行病学及微生物组学机制进行综述，评估新兴干预策略的有效性，以期为个体化治疗提供思路。
【关键词】睡眠障碍；维持性血液透析；肠道微生物；短链脂肪酸

目的 明确单透析中心长期留置带CUFF导管患者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coagulase-negative staphiylococci，CNS)菌群分布及耐药特征，验证同一标本多检测方法[细菌培养、细菌自动鉴定(automated testing for bacteria，ATB)、脉冲场凝胶电泳(pulsed 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PFGE)]的一致性，区分菌株临床意义(定植/感染前期/感染期)，为临床精准防控与分层干预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2020年1月—2025年1月于民航总医院透析中心收治的216例带CUFF导管患者，定期采集导管相关部位及鼻腔标本，同步进行细菌培养、ATB药敏试验及PFGE基因同源性分析，结合临床症状判定菌株意义。 结果 共分离出CNS 109株(12.62%)，主要来源于敷料覆盖外颈部皮肤(53株，48.62%)，表皮葡萄球菌占比最高(56株，51.38%)；CNS对青霉素耐药率83.49%(91/109)，对替加环素、万古霉素敏感率100%(109/109)。多检测方法一致性良好(细菌培养+ATB鉴定Kappa=0.89，培养+PFGE分型Kappa=0.78)。109株菌株中定植75.23%(82/109)、感染前期22.02%(24/109)、感染期2.75%(3/109)；PFGE提示存在跨患者克隆传播(同源率18.67%，28/150)及自身跨部位定植(同源率66.67%，16/24)。 结论 带CUFF导管患者CNS定植率高，多检测方法可相互验证；临床需通过定期筛查、分层干预降低感染风险，PFGE适用于常规同源性筛查。

目的 探讨肌少症对维持性血液透析(maintenance hemodialysis，MHD)患者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MACE)的影响。 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血液透析科2021年12月─2025年7月的MHD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是否合并肌少症分为肌少症组和非肌少症组，随访36个月，记录MACE发生及生存情况。采用Kaplan-Meier分析法、COX回归模型及Fine-Gray竞争风险模型分析肌少症与MHD患者MACE发生、全因死亡、心血管疾病死亡的关系。 结果 纳入177例MHD患者，肌少症组(n=65)MACE发生率为74.89%，非肌少症组(n=112)MACE发生率为41.69%。肌少症组死亡率为53.36%，非肌少症组死亡率为22.26%。Kaplan-Meier分析显示，肌少症组MACE发生率(χ2=17.596，P＜0.001)、死亡率(χ2=18.977，P＜0.001)高于非肌少症组。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肌少症(HR=2.011，95% CI：1.214～3.333，P=0.008)及低肌肉力量(HR=1.818，95% CI：1.075～3.074，P=0.026)是MHD患者MACE发生的独立影响因素。肌少症是MHD患者全因死亡的独立影响因素(HR=2.133，95% CI：1.015～4.486，P=0.046)。Fine-Gray竞争风险模型分析显示，肌少症组发生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是非肌少症组7.696倍(SHR=7.696，95% CI：2.077～28.524，P=0.002)。 结论 MHD患者肌少症及MACE发生率高，肌少症及低肌肉力量增加其MACE发生风险。